唐山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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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玉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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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

小白玉霜祖籍山东,原姓氏不详。根据她自己说是属狗的,推算她该生于1922年,5岁左右被人贩子专卖给莲花落艺人李景春(艺名粉莲花)的遗孀李卞氏,乳名福子。李卞氏就是后来成为三十年代评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白玉霜的养母。福子幼年时由李景春的母亲抚养,住在北京前门外的贫民区。十一二岁到白玉霜跟前,实际上不过是个贴身侍婢。长期受评剧艺术的熏染,再雯爱上了评剧,同时,她从白玉霜和其他女艺人的不幸遭遇中,看到了自己最好的前途就是学戏卖艺。因为她们戏唱不红就得兼*贱业,甚至改*贱业。于是她暗下决心,一定要继承白派衣钵。按说再雯守在白玉霜身边,学戏该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然而,再雯万想不到白玉霜竟不肯传艺。对于这一点,再雯并不怨恨白玉霜,因为她知道白玉霜当时虽然已是为剧种创立了一个新流派的评剧大家,她个人却没有自由,没有欢乐,而只是养母李卞氏手里的一棵摇钱树,一匹永不卸套的马,被拴在舞台上没日没夜地卖命挣钱,她没有心思也没有余力教戏。由于白玉霜的血汗还没榨干,李卞氏不愿公开违拗“角儿”的意思,所以她很愿意再雯学本事,却不正面支持。这样一来,再雯被逼得明学不成,只能暗偷,靠看戏“捋叶子”。后来,还是一位心地后道的老艺人怕再雯没人指点学走了样子,将来不好收拾。于是冒着得罪“角儿”的风险,主动出来给再雯“开坯子”,这个人就是老艺人李文祉,艺名珍珠花。再雯一见有人肯教她,恨不得一下把白玉霜的活儿一古脑儿学到手,但是珍珠花却只教她一些里子(配角)活儿,让她学唱诸如《珍珠衫》里平氏或《桃花庵》里窦氏的唱段。珍珠花是李家班的老人,对白玉霜和李卞氏的为人十分了解,对李家班乃至整个评剧行里七拐八歪的圈圈套套看得很透。他是为了避免白玉霜怀疑再雯与她争台,不得已才这样安排。再雯慢慢也悟出了其中的奥秘,驯服地按照哦珍珠花划得到而走,也就是说“绕路学艺”。这事逐渐得到白玉霜的认可,不久再雯就能上台打点零杂,可是直到她能唱帽儿戏或给白玉霜打里子唱配角的时候,水牌、海报上从没有见过再雯的名字,她一直是李家班里的无名小辈。
        再雯成名不同于一般名角,她不是一步步闯出来的,而是临时“抓”出来的。那时1937年初的春节,正在上海红得发紫的白玉霜突然逃婚出走,戏班困在上海。为了摆脱困境,李卞氏硬抓再雯给白玉霜“顶坑儿”,站到舞台中间,挑梁唱起了主角。不知内情的人哪里知道,就在报纸上登出大字广告,满街海报亮出了小白玉霜旗号的时候,再雯才只会《马寡妇开店》、《玉堂春》两处大戏和《王少安赶船》里“投镯追舟”一折戏。当年上海剧场的习惯是每天日夜两场,场场换戏码,短期内不能演回头戏。再雯被逼着现趸现卖,头天学戏,次日演出,每天生吞两出大戏,不管夜戏散场多晚,天不亮就得起床。首先由珍珠花把日夜两场的主要唱段顺一遍,紧接着由鼓师龚万才和琴师焦景俊给上弦“挂钩”,然后大家聚齐走台。幸好李家班有个好传统,每个戏都由准词准本子,再雯对白玉霜的唱腔和表演进行过潜心模仿和琢磨,再加上李家班的老一辈师父安冠英、单宝峰、李桂琴等人的毫无保留地传授指点,被逼到悬崖边上的再雯居然就这样撑持下来。因为她知道如果她演不了,架不住,她将被卖在上海这外乡异地,前途更加悲惨。因此她几乎是豁出命来学戏演戏,她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流泪,象个上足了弦的机器人一样,身不由己地转啊转……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满15周岁的李再雯就这样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学会了四十多出大戏,在台上从没出过差错。她是聪颖的,李家班的老同仁是善良而富有艺术责任心的,再雯虽然是“钻锅”应急,这几十出戏却是学得十分扎实的。可以说她在此时就将白派的代表剧目拿到手里,后来经过不断加工琢磨,这些戏就成了她的看家戏。
        再雯初始锋芒,效果虽然颇为不错,但这并不能改变她在理家班的地位。她随团回到天津后,白玉霜被李卞氏胁迫重新出山,但营业情况不佳,其主因是京、津、华北相继失陷,百业萧条,娱乐界岂能幸免。但是身心受到严重璀璨的白玉霜心理有些变态,她竟把这一切归罪于再雯,认为是小白玉霜遮了老白玉霜的光彩,对在雯动辄打骂,打完自己又伤心地哭泣。再雯理解妈妈,她似乎看见了那歇斯底里哭闹声中包藏者的破碎的心。她担心妈妈会发疯,所以任凭白玉霜如何待她,她都默默地忍受着。但是该如何唱戏呢?她太为难了。直到白玉霜的名字重放光彩,剧场上座情况恢复到满坑满谷的时候,再雯也没有找到艺术上的出路,唱好唱坏都要遭斥责。唱好了白玉霜会骂她卖风流,夺戏枪台;唱得不好又会挨白玉霜的巴掌,因为白玉霜对艺术的要求从来不放松,不允许在台上不卖力或敷衍了事。有时她甚至会揪住再雯的头发,吼叫:“干嘛!跟老娘开搅啊,不想唱戏找地方凉快凉快去!”再雯实在是进退两难,一度挑大梁唱主角的姑娘居然不知道怎样开口唱戏,抬手动脚都找不到“范儿”了。再雯多么希望有人给她出个主意指条路啊!然而现在能帮她的人太少了。在艺术上给她教益最多的两个人已经不在了。珍珠花再戏班北返之后就告老还乡,离开了李家班,是否还在世,已不知道。安冠英――这位对老、小两代白玉霜的成长做出重大贡献的名小生则因遭歹人暗算,被镪水伤了头顶,于1938年悲惨地死去了。单宝峰忙于事务,他很难抽出时间定下心来和再雯钻研艺术。再雯艺术上领路无人,但又得在艺术这条坎坷的道路上走下去,只有咬牙自己摸索。要在白玉霜眼皮底下唱戏,她心须召找一条新的路子。于是再雯在演出的空隙中,想方设法观摩各种演出,不仅是看评戏,京剧、梆子、曲艺、杂耍,只要有机会她都去看。她还抓住陪白玉霜外出应酬或接待来访的机会,认真听取别人的艺术经验。当她得知程砚秋先生在声音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创立了程派唱腔艺术的时候,受到很大启发,她认识到自己既要高擎白派的旗帜。又必须和白玉霜的演唱有区别。她认真分析了自己和白玉霜声音素质素质的异同,肯定了自己没有白玉霜嗓音宽亮,底气没有白玉霜足,但是“膛音”和发音厚实这关键条件上是相似的。她紫紧抓住这一点,努力发挥白玉霜咬字狠、字音准的长处,使自己的演唱吐字清楚而又打远。但是她却不能像白玉霜那样放开喉咙唱,因为那样会“响堂”, “响堂”就容易要好得掌声,那会招致白玉粕吃“戏醋”。她必须悠着劲儿来,使暗劲,要以情感人,不亮嗓子.她尝试着提着气唱,既用丹田气,又不让声音完全打出去,而是让声音保持不炸不喊,又能送远,形成另―功劲儿.同时再雯注意口形的掌握,使多大劲也不大张口,这样既看不出她如何卖力气,口形又好看,可以保持守旧妇女的言笑不露齿的传统美。当然,再雯这些想法并不是三朝两夕就形成了,而是日积月累一点一滴悟出出来的,付诸实践则经历了更长的过程,但是就在这形成过程中再雯开始有了自己的观众。白玉箱患病之后,有时撑不住,就让再雯唱日场,有些人就专买日场栗,来看小白玉霜。她演戏的时候剧场里掌声不多,但是很静,观众常常被她含蕴传情的演唱和表演所吸引,完全进入戏中,与角色同呼吸共命运。人们发现了小白玉霜艺术的特殊感染力,但是局外人却无从知道她所付出的艰辛。她是被逼出了一个新的演唱风格。
        尽管如此,再雯还是得不到白玉霜的谅解,李卞氏则认为白玉霜究竟还比小白玉霜值钱,于是同意了再雯与一个姓赵的商人结婚,她获得五十两鸦片烟土的高额身价。随后由于再雯病重,李卞氏“开恩”允许她随夫还乡,小白玉霜一度脱离舞台。她的重新出山是再白玉霜逝世以后的1942年年底。她先后组班阳秋社、玉海社、冉雯社,真正成了独挑大梁的主演。前述她初步形成的艺术风格在此后的几年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应该特别说明,再雯艺术成就的得来,不仅付出了艰辛劳动,更付出了不同一般的高昂代价。她重新出山时,鉴于白玉霜的惨痛教训,发誓不与李卞氏合作。但是,一个青年女演员在那个社会要想自创江山谈何容易?第一个反对她的是她的丈夫,吵了个翻天覆地,感情破裂;好不容易争取到在北平演出的机会,又因对戏院把头应酬不周,被挤得无法登台。就在再雯茫然无措的时候,一条毒蛇盯上了她。此人名叫佟海山.原是天津青帮里的小兄弟,排行第五,人称佟五.当时正挂着日本人的汉奸队“黑旗队”的名儿,在“杂巴地”里占据一块地盘,干着“插杆儿”“吃人”的营生。他发现小白玉霜是棵摇钱树,就把魔掌伸向她。先是设陷阱挤走了再雯的丈夫,而后将再受的阳秋社抢到手,改名玉海社,当上了实际班主。再雯避开虎口,落入狼窝,有苫难言。但是,她坚持了一点:演出收入尽佟五吞噬,艺术上却决不许他插手,她走上了和白玉霜同样的道路――把生命奉献给评戏,永远活在台上,活在戏里,以忘却现实中的痛苦,她拼全力保住了原“李家班”的班底,因为是这个集体帮助白玉霜创立了“白派”。她还要在这个集体的支持下继承“白派”,提高“白派”。在这个阶段,再雯排的新戏不多,而是将在上海“钻锅”抢排的一批戏进行了一番清理.对有些内容或表演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戏,能改则改,不能则舍。为这个再雯和佟五不知发生了多少次争吵,因为佟五看重的是票房价值,指望再雯用“荤”的――色情戏招徕现众。某些老艺人也对再雯的做法不理解,骂她“欺师灭祖”。而再雯则认准了艺术是严肃的创造,不为所动。她还根据自身嗓音不适合大哭大嚎(她自己也不喜欢)的条件,又删去了一些戏。最后留下她演来对路的几十出戏轮换上演,不断加工细磨,使之形成小白玉箱的代表剧目。重点戏包括《玉堂春》、《泰香莲》、《红娘》、《珍珠衫》、《桃花庵》、《杜十娘》、 《阎婆惜》、《潘金莲》、 《可怜的芸娘》、《苏小小》、《萧湘夜雨》、《朱痕记》、《马寡妇开店》、《夜审周紫琴》、《王少安赶船》、《锯碗丁》、《和睦家庭》、《棒打薄情郎》、《海棠红》等等。这些戏悲剧、喜剧都有,再雯是小旦、花旦、青衣都演,演得是那样得心应手,富于光彩。如果说,初出茅庐的小白玉霜是借了白玉霜的光亮的话,此时的小白玉霜则是发出了自己的璀璨光芒。
        再雯声誉的提高,经济收入的增加,并没有改变她自身一无所有的拮据地位。她的劳动成果均被佟五榨取了去。他不仅狂嫖滥赌,肆意挥霍,还背着再雯干起倒卖枪支的非法生意。日本人刚刚投降时稍有收敛,随后更变本加厉,最后竟将再雯辛辛苦苦积攒的一笔准备购置戏箱的钱,一夜之间输了个精光。再雯要排新戏,居然无钱买一件褶子。再雯实在忍无可忍,再一次重蹈白玉霜的覆辙――出走。历史就是这样地捉弄人,再雯要争取一个与白玉霜不同的命运,却又在沿着白玉霜的路亦步亦趋。恰在此时,佟五盗卖枪支事发,被国民党军法处执行了枪决,再雯才从东逃西匿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解放后佟家人还告过再雯一状,硬说佟五是为地下党工作,被李再雯所害。人民政府自然不会冤枉人,又有评剧同业公会和剧场业公会的联名保释,李再雯接受了一个月的拘留审查就被无罪开释了。)
        再雯终于脱离了佟五的羁绊,可以义无反顾地投入艺术创作了。首次登台亮相,就进入了天津的评剧禁地一―只接京剧名班的中国大戏院。而后,她把大本营移到了北平,随喜彩莲之后,闯进“街北”演出。从前北平有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剧场,娱乐圈,以珠市口大街为界,分成“街南”、 “街北”、‘街北”的大园子只接京昆大班,评剧等地方小戏只能在“街南”天桥一带的小园子或“撂地”演出.小白玉霜为了提高评剧、评剧“白派”艺术奉献了她的全部聪明才智。
        然而,时局的动荡和黑社会各色人等的骚扰,再雯从舞台到生活依然不得安宁,红火的演出收入不算不丰厚,但各种盘剥压榨,再加上她的善良大方,对穷苦同仁从不吝惜地周济,结果,她经常生活窘因。到I 948年夏天,国民党伤兵几次砸园子,李再雯又一次被迫停演,再雯社解散,她个人闲居北平,坐吃山空,靠典当变卖度日。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使再雯重新鼓起了勇气,她重组再雯社,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艺术创作激情,返回评剧舞台。她率先演出《兄妹开荒》、 《农民泪》、《九尾狐》等现代戏,开旧剧演员演出革命现代戏之先。其中的《九尾狐》连演百余场,场场爆满,曾轰动京、津。随后,再雯社与喜彩莲的莲剧团合并,成立第一个民营公助的评剧团――新中华评剧工作团,由文化部所属中国戏曲研究院领导。后来,又与新凤霞领衔的解放评剧团合并,成立国评剧团(1955年改院),从组织上正式投身革命.
        李再雯曾是评剧界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她是第三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委员,接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她还是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剧协北京分会副主席。当然,她的主要成就是在艺术上;她与新文艺工作者合作,先后在《小女婿》、《罗汉饯》、《苦菜花》、《金沙江畔》等戏中出任主角,成功地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的现代妇女形象,在评剧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在古装戏方面,她主演的《秦香莲》、《杜十娘》、 《闹严府》、《朱痕记》等,艺术造诣精湛,倍受内外行的赞赏。其中《秦香莲》在艺术上进行了全方位的革新,将“白派”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现今所说的“白派”多指小白玉箱的新“白派”。
        令人痛心的是,小白玉霜终究还是一个疏剧人物。她的艺术成就辉煌,政治生活却不如意,入过党,又被开除出党。她一直没能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没生育过,只抱养了一个女儿。在1966年那场风暴中,再雯被揪斗、被批判,从“牛棚”解放回来,等待她的是家徒四壁的冰冷的居室和丈夫早已写好的离婚书,这一切已将她逼向了绝望的边缘。紧接着,戚本禹在一个讲话中诬蔑小白玉霜“打白旗”、 “反革命”,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了她。终于在1967年12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这位一代评剧艺术大家含恨自结生命,三天后离世,年仅45岁。
        22年后,为李再雯召开了隆重的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又过了七年,也就是1986年的7月1日――李再雯入党3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北京市文化局经报请上级批准,撤销了“开除李再雯同志出党”的错误决定,恢复了这位已逝世19年的共产党员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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